昔日读书人的出路大约有两条，一是走仕途，一是作处士，这两条路究竟那一条好，却很难说，走仕途有走仕途之道，作处士也有作处士之道，只要合乎道，两者都好。不合，都不免令人訾病。仕道与处士之道，纯从理论研讨，颇感麻烦，但看以下几条事实，便可获一简明的概念。
元朝名臣耶律楚材，本为辽人，但慕中国文化，饱读诗书，因而成为通儒，元史说他博极群书，旁通术数释老之学，元太祖甚为信任，他随元帝远征到东印度，有一只兽对元帝的侍卫说：“汝主宜早还”。此兽身体如鹿，一角，尾如马尾，绿色，能像人一样的说话。帝怪而问之，楚材对曰，此瑞兽也，能说四方言语，好生恶杀，这是天降符瑞，以告陛下，愿顺天心，保全民命。于是元帝即日回师，后来太祖南征，楚材随时以其权巧智慧谏止滥杀，就以汴梁一地而论，元军久攻不下，士卒死伤甚多，元将忿极，决在破城之后，尽屠城内军民，楚材力奏元帝，陈其利害得失，终获下诏免屠，城中一百四十七万人幸免于难。不但如此，元朝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，本来不惜杀尽各地人民，以锦绣河山为牧场，幸赖耶律楚材善谏而罢。
元朝又有一位读书人刘秉忠，天文地理律历无不精通，早年出家，后随云海禅师见元世祖，从征云南，常赞天地有好生之德，感悟世祖，不施滥杀，军队所到之处，民众免于杀害者不计其数。元史刘秉忠传记载，秉忠好学，至老不衰，虽作大臣，仍然斋居蔬食，命终之际，无疾端坐而卒。
汉儒郑康成，博学五经，后在马融门下受业三年，辞归山东高密县，大将军何进征召，州郡等官催促，康成不得已，前往一见，何进为他设置几杖，礼遇特优，但他不受任何官职，只宿一夜，便逃回去。国相孔融非常敬仰他，特在高密县设立郑公乡。建安初，黄巾贼作乱，康成尝由徐州回高密，路上遇贼数万人，那些贼见了康成，都自动下拜，并且相约不入高密县境，以示崇敬。大将军袁绍要他大会宾客，众宾客中多有豪俊之士，所有质疑问难，他都能一一裁答，令人叹服。他一生不仕，全力学经注经，志在帮助后人读通经典。
郭林宗，也是汉朝鸿儒，后汉书说他博通坟典，善于谈论，又能奖拔士人，他与河南李膺友善，名震京师，司徒黄琼等劝他仕进，他一一辞谢，只在家中研究学问，教授弟子达数千人，虽然如此，但不发表危言覈论，后来党祸，很多知名之士不幸遇害，而林宗独免。及卒，蔡邕为他作碑文，曾说，吾为碑铭多矣，皆有惭德，惟郭有道无愧色耳。他的人品由此可见一斑。
耶律楚材与刘秉忠，都以一介书生出为大臣，本其道德学问，转变异族的凶残习性，抢救了无数的生灵，可谓大有胜残去杀之功，郑康成与郭林宗，处在国家内乱之际，危行言逊，著书教书，传授民族文化，其功同为深远。他们都有堪为后人模仿之道。此外，历史上还有很多处士，为持大节，不事异族异朝，也都是后世学者的懿范。假使一个读书人，出则只为利禄，处则只为清高，那就不足道了。
环顾今世，民族文化正遭异族邪说无情的迫害，社会凶杀案件层出不穷，世界核子大战一旦触发，全球劫后不知是何面目。处于今日的中国读书人，凡存悲悯之心者，出则如何，处则如何，可以借鉴古人事功，不需研究理论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