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秋经文，言简义深，如无注释，则无法了解。注释春秋的书，有左氏，公羊，穀梁三家，称为春秋三传。另有邹氏夹氏二家，早在汉朝即已失传。所以自汉至今，学者只藉三传研读春秋。
汉书艺文志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，将春秋三传的渊源说得很详细。据这两书记载，孔子作春秋时，与左丘明参观鲁国的史记，据行事，仍人道，假日月以定历数，藉朝聘以正礼乐，其中有所褒讳贬损，不可写明，乃口授弟子。而弟子们后来所言互异。左丘明惟恐弟子各安其意，以失其真，故讨论本事而作传，证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。至于公谷二传，则是口传要义，传了几代以后，始写成文字。公羊传是齐国的公羊高受传于子夏，再传其子，子孙口耳相传，到汉景帝时，由高的玄孙公羊寿与齐人胡母生合写成书。穀梁传至何时何人始著为书，史记不详，据汉志注只知始承传者是鲁国的穀梁子。颜师古注，穀梁子名喜，桓谭新论以为名赤，王充论衡以为名寘，阮孝绪七录以为名俶。四名何者为是，难以考证。
公羊穀梁二传用汉时的隶书写成，称为今文春秋传。左氏文字则是古文，秦禁诗书后，左传不见于世，到了汉朝，由北平侯张苍献出，称为古文春秋传。文心雕龙史传篇说：“传者转也，转受经旨，以授于后”。左公谷三传都是转受春秋经旨，以授后世者，但左传详于记事，公羊穀梁详于诂经。诂经必须依经训解，所以春秋所无者，公羊穀梁未尝言之。记叙事实，则须原始要终。所以左氏或把事实列在经文之前，以叙其始。或把事实置于经文之后，以终其结义。或为春秋经文所无者，而左氏特著其事。或为春秋所有者，而左氏不著其事。因此，西汉今文博士曾谓左氏不传春秋，而以公羊穀梁为得春秋真意。然而古文家看今文公谷，口传了好几代，是否不失圣人之意，也很值得怀疑。
三传今古文之争，自汉代到近代，仍然得不到结论。四库简目综评，左氏褒贬或有不确之处，但所述事实，都是根据古代正史，如果不明事迹的始末，何能臆断是非，所以，研读春秋，必以左传为根柢。公羊传自子夏到公羊寿，经过六传，皆是口耳授受，又加经师附益，难免不失圣人之意，然而大义相传，究竟有其所受之本。穀梁子与公羊同师，文比公羊更少，但有些精义，或为公羊所不及。此论可谓公允。
左氏所记的事实，有很多是出乎一般人了解之外者，如庄公八年，齐侯在野外看见一头大豕，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变，齐侯怒而射之，豕人立而啼。又如昭公七年，郑子产讲述禹王之父鲧死后化为黄熊（一作熊）。其他尚有很多鬼神之事，以及卜筮祸福之期等。这在讲究现实人生的学者看来，确是奇异。所以范宁在他的穀梁传序文里说：“左氏艳而富，其失也巫”。然而理藉事明，奇事愈多，则其供给学者的见闻愈广，学者可以深悉前因后果，眼前为之大开，探索经义自然便利。故以左传为主，兼采公谷二家，实为研读春秋的正途。
读春秋，必须读三传，然三传文辞不加注解，也读不明白。自汉至清，注解传文，或研究其要义者，多得不胜枚举，但基本的注解应该是十三经里的注疏。左传，晋杜预注，唐孔颖达疏。公羊传，汉何休注，唐徐彦疏。穀梁传，晋范宁注，唐杨士勋疏。
三传注疏各有凡例，依例研究经传，自得其便，但不能偏执一家，自以为是。一部春秋是孔子的杰作，孔子的学问包罗万象，春秋的含义何尝简单。所以，研读春秋，不但不能以今古文任何一家自限，更需探求于易礼诗书，始能窥测圣人的真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