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秋經文，言簡義深，如無注釋，則無法了解。注釋春秋的書，有左氏，公羊，穀梁三家，稱為春秋三傳。另有鄒氏夾氏二家，早在漢朝即已失傳。所以自漢至今，學者只藉三傳研讀春秋。
漢書藝文志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，將春秋三傳的淵源說得很詳細。據這兩書記載，孔子作春秋時，與左丘明參觀魯國的史記，據行事，仍人道，假日月以定歷數，藉朝聘以正禮樂，其中有所褒諱貶損，不可寫明，乃口授弟子。而弟子們後來所言互異。左丘明惟恐弟子各安其意，以失其真，故討論本事而作傳，證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。至於公穀二傳，則是口傳要義，傳了幾代以後，始寫成文字。公羊傳是齊國的公羊高受傳於子夏，再傳其子，子孫口耳相傳，到漢景帝時，由高的玄孫公羊壽與齊人胡母生合寫成書。穀梁傳至何時何人始著為書，史記不詳，據漢志注只知始承傳者是魯國的穀梁子。顏師古注，穀梁子名喜，桓譚新論以為名赤，王充論衡以為名寘，阮孝緒七錄以為名俶。四名何者為是，難以考證。
公羊穀梁二傳用漢時的隸書寫成，稱為今文春秋傳。左氏文字則是古文，秦禁詩書後，左傳不見於世，到了漢朝，由北平侯張蒼獻出，稱為古文春秋傳。文心雕龍史傳篇說：「傳者轉也，轉受經旨，以授於後」。左公穀三傳都是轉受春秋經旨，以授後世者，但左傳詳於記事，公羊穀梁詳於詁經。詁經必須依經訓解，所以春秋所無者，公羊穀梁未嘗言之。記敘事實，則須原始要終。所以左氏或把事實列在經文之前，以敘其始。或把事實置於經文之後，以終其結義。或為春秋經文所無者，而左氏特著其事。或為春秋所有者，而左氏不著其事。因此，西漢今文博士曾謂左氏不傳春秋，而以公羊穀梁為得春秋真意。然而古文家看今文公穀，口傳了好幾代，是否不失聖人之意，也很值得懷疑。
三傳今古文之爭，自漢代到近代，仍然得不到結論。四庫簡目綜評，左氏褒貶或有不確之處，但所述事實，都是根據古代正史，如果不明事跡的始末，何能臆斷是非，所以，研讀春秋，必以左傳為根柢。公羊傳自子夏到公羊壽，經過六傳，皆是口耳授受，又加經師附益，難免不失聖人之意，然而大義相傳，究竟有其所受之本。穀梁子與公羊同師，文比公羊更少，但有些精義，或為公羊所不及。此論可謂公允。
左氏所記的事實，有很多是出乎一般人了解之外者，如莊公八年，齊侯在野外看見一頭大豕，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變，齊侯怒而射之，豕人立而啼。又如昭公七年，鄭子產講述禹王之父鯀死後化為黃熊（一作熊）。其他尚有很多鬼神之事，以及卜筮禍福之期等。這在講究現實人生的學者看來，確是奇異。所以范甯在他的穀梁傳序文裏說：「左氏艷而富，其失也巫」。然而理藉事明，奇事愈多，則其供給學者的見聞愈廣，學者可以深悉前因後果，眼前為之大開，探索經義自然便利。故以左傳為主，兼採公穀二家，實為研讀春秋的正途。
讀春秋，必須讀三傳，然三傳文辭不加注解，也讀不明白。自漢至清，注解傳文，或研究其要義者，多得不勝枚舉，但基本的注解應該是十三經裏的注疏。左傳，晉杜預注，唐孔穎達疏。公羊傳，漢何休注，唐徐彥疏。穀梁傳，晉范甯注，唐楊士勛疏。
三傳注疏各有凡例，依例研究經傳，自得其便，但不能偏執一家，自以為是。一部春秋是孔子的傑作，孔子的學問包羅萬象，春秋的含義何嘗簡單。所以，研讀春秋，不但不能以今古文任何一家自限，更需探求於易禮詩書，始能窺測聖人的真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