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经是固有文化的基本典籍，六经中的书经更是古圣先王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，及为内修圣德圣圣相传的宝藏，凡是研究中国文化与政治哲学者，不可不研究书经。礼记经解篇曾以“疏通知远”称颂书经的教化之功，史记孔子世家也说：“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”，这都足以说明书经的重要性，所以为孔门弟子必修的学问。可惜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，以致后世有今古文的争端，因此研究书经不免有些困惑。
书经原名尚书，据孔颖达解释：“尚者上也，言此上代以来之书，故曰尚书”。汉文帝求书，济南老伏生口传而由学者以隶字记录的书经，名为今文尚书。汉武帝时，鲁共王在孔子旧屋壁中发出的书经及孔子所作的书序，是科斗文字，名为古文尚书。当时孔安国辨认科斗文，以隶字抄写，并承武帝之诏，为经作传，也就是注解书经，名为孔传。完成后，因武帝宫廷发生“巫蛊”事变，致未献上，只好留在家中。孔安国有一篇尚书序，将孔壁古文经的原委说得很详细。东晋元帝时，豫章内史梅赜，也称梅颐，获得古文经传，由他献出，始行于世。唐朝孔颖达依据孔传作疏，名为正义。现在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正义就是这一部古文尚书。
清儒阎若璩与惠栋等人考据，认为古文尚书除与今文经相同者外，其余的经文与孔传是王肃或梅赜伪造。因此称之为“伪古文尚书”，“伪孔传”。但是古文经学家们认为阎惠诸儒的考证不足以否定古文尚书，姑且不论孔传，单说那些佶屈聱牙的经文，岂是王肃或梅赜所能伪造。
尚书今古文之争，现在已无重要意义，因为不论今文古文，都是中华文化，其中都有至理名言，极富研究价值。例如被断定是伪经的“大禹谟”，经中所讲的“正德利用厚生惟和”，即是永恒的真理，无论在什么时代，凡是贤能的为政者，都不能违背。又如大禹谟中的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，阎惠诸儒指出，荀子解蔽篇有“故道经曰，人心之危，道心之微，危微之几，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”，梅赜用这几句话加上论语“允执其中”，便造成这四句经。然而不论是梅氏引用荀子造经，抑或是荀子引用古文尚书，但须研究这四句文，而且依此修养中庸之道，便是如获无价之宝，受用无穷。
尚书五十六篇，不必分辨今文古文，每一篇都是国学精华，如必求其精要，则可注意文体与尧典洪范各篇之文。尧典是书经第一篇，开宗明义就赞帝尧：“钦明文思安安，允恭克让，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”。读这一段经，自可想见尧王的道德勋业如何泽被万方。下文：“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，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，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，黎民于变时雍”，这就是礼记大学的思想根源，可以永为天下法。
洪范九畴，是治理天下的九类法典，当初夏禹王治洪水时，天锡洛书，法而陈之，即是洪范，后来传到殷家，周武王伐纣后访问箕子，又由箕子传给武王，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奇珍异宝。
尚书文体有典谟训诰誓命六种，各有其含义。尧舜禅让，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时代，君臣咨俞和谐，民众逍遥击壤，所以文体是尧典、舜典、大禹谟、皋陶谟。禹王传子，开始为家天下以后，夏有甘誓，商有汤誓，周有泰誓，牧誓。誓就是誓师杀伐。等而下之，有吕刑、文侯之命等。这是家天下的产物。所以孔子祖述尧舜，以大同之治为终极理想。
一部尚书是虞夏商周文化总汇，国人研读之后，了解其中的道理，心量必然大开，所见必然深远，从而庆幸生为中国人，承受这样丰富的文化遗产，当思如何发扬光大，供给世界人文之需，才不愧为现代中国的读书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