論語雍也篇說：「子謂子夏曰，汝為君子儒，無為小人儒」，後世儒家凡有大志者，都以君子儒為自勉。君子儒必須立志學大道辦大事。人在世間，一粥一飯，無不是人群所賜與，如有能力而不辦事，便是有取於人，而無與人，於理講不通。假使人人都有取無與，則這人世間將無任何東西可取。所以凡有辦事能力的人不能不辦事。但有很多人日夜辛勞，不一定是辦有利於人的事，甚至事事都在損人利己。這種人更不合理。君子儒決不如此，他所辦的事必須對人有利，否則決定不為，其中的理由就因為他是學道的人，明白道理。
世間事業只要是正當的都對人有利，但為君子儒者，辦事應該有所選擇。例如論語子路篇記載，樊遲請學稼，孔子即以「吾不如老農」與「焉用稼」等語來否定樊遲的意見，這不是表示孔子不重視務農，而是農工商等各有專家，無需君子儒來兼辦，君子儒應當從事政治，這是大事。因為如果政治不好，國內外都是兵荒馬亂，則必百業蕭條，民生凋敝，科學藝術宗教都無從談起，所以君子儒當以治國安民為己任。
春秋時代，各國政治頗壞，有臣弒其君，有子弒其父，孔子深感沒有大政治家，不能撥亂反正，所以他教學生效法古聖先王，推行仁政，他以堯舜禹等為模範，希望教出一批人才來治國平天下。然而人爵有限，縱有撥亂反正的人才，未必能獲適當的職位。這在孔子看來，並無妨礙。論語為政篇說：「或謂孔子曰，子奚不為政」，孔子乃舉書經「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」兩句話來解答，大意是能行孝友之道，感化國民，施於有政，也算是辦政治。由此可見，孔子對於政治是抱持最積極的態度，不論在朝在野，都能有所作為。他自己就是很好的示範，在他周遊列國之後，回到魯國，整理古籍，教育門徒，雖然當時不得其位，但自漢朝到現在，歷代興盛時期，都是實行孔子所倡的仁政，並且尊之為素王。君子儒就要學孔子的精神，不計名位，但求造福人群。
自古有一分事功者，必有一分道德修養，君子儒想辦大事，則必須修養大道。古聖先王相傳的大道本來難知難行，後經孔子指點，便有階梯可循。中庸說：「子曰，道不遠人，…………忠恕違道不遠，施諸己而不願，亦勿施於人」，論語里仁篇：「曾子曰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」，曾子即由忠恕用工夫，而將夫子之道一以貫之。君子儒者果能切實做到「施諸己而不願，亦勿施於人」，以此修養忠恕，便能與道日漸接近。與道愈近，辦事愈能無私，然後愈能體會堯舜為何禪讓，禹王為何治水，湯武為何弔民伐罪，文王為何視民如傷，那是完全出於道心，自然如此。
世界戰亂的根源即在一個私字。私能遮蔽良知與理性，令人不明是非善惡，習於侵略兇殘。孔子志於道，又志於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，再推廣其志，則是天下為公。聖人之志就是醫治人類自私的藥石。君子儒以孔子之志為己志，學忠恕，去私心，便與聖人同聲同氣，而為成己成物的純儒。國家教育注重培養這樣的儒者，便是國家與國民之福。
